杜威与中国

风云际会的1919年，应胡适等人的邀请，杜威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中国之行，这不但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杜威思潮”，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1922年的学制改革的先锋。

本文对杜威的访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披露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细节。另据《胡适日记》记载，杜威本不是一个擅长口才的人，但他每次讲演之前，都作了充分准备，讲演的主要内容，都以书面形式事先交给口译人员，以便使他们斟酌合适的中文词汇。

一切如教育史所记载的那样，杜威的讲演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次访华，也对杜威自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古老中国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也给他带来了丰富而深刻的启示。

投入新文化运动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驰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国。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杜威这才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把行程暂定为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国的本意是想游历一番中国的名山胜水，讲演只是附带的事情。但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小住几月的计划竟延长到两年多的时光。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的。刚上码头，便见到了蒋梦麟、陶行知、胡适，他们三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妇接到沧州别墅，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华演讲的用意。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隐隐感到，这个古国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这变化还与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有关。

杜威到上海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胡适等邀请杜威前来，正是想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他们一臂之力。杜威到沪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当时的热闹场面在上海十分少见。正如十余年后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之后，杜威夫妇在蒋梦麟和江苏省教育学会代表王杰的陪同下到杭州讲演。就在讲演期间，蒋梦麟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他匆忙赶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进展，滞留一周后才回到上海。5月12日，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前来拜访，两人的这次谋面一直少为人知。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

对孙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赞赏。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行为经验才是根本的，而认知不过是行为的工具。当时刚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对中日间的关系有了敏锐的觉察，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杜威也承认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但心里却绝没有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在日本讲学时，他就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那样无异于饮鸩止渴。

年届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觉中，已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并为那种浩大的声势所震撼。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告诉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还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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